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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國采風/ 文殊妙寶藏 / |
敦煌文殊菩薩像造像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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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沙武田教授 |
文殊菩薩像在敦煌石窟藝術中是一類較為獨特的形象,表現的形式豐富多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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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為常見的代表性畫面
是以文殊變的形式表現於洞
窟壁畫中,而且往往是和普
賢變對稱出現。此類形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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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殊變最早見於初唐洞窟壁窟畫中,以莫高窟第220為代表,分居於主室西壁龕外南北側。在初唐、盛唐、中唐和晚唐五代宋歸義軍時期洞窟十分常見,多見於西龕外兩側,或主室東壁門兩側位置。此類文殊變的基本造像特徵是,文殊菩薩端坐於其坐騎獅子身上之蓮花座上,多見有手持如意。身著天衣長裙,披掛纓絡,頭飾發冠。文殊菩薩主尊身後左右有天眾侍從圍繞,多伴有伎樂菩薩多身;前有天人引導,並有供養菩薩,獅子有昆侖奴牽引,儼然是一幅文殊菩薩出行圖。相同的佈局結構特點表現在與其對稱出現的普賢變,區別只是普賢菩薩騎大象而已。
其中到盛唐、中唐吐蕃統治時期,文殊變畫面內容空前豐富,形成了有眾多眷屬扈從的文殊圖像,畫面中多繪有分別持寶幢、執寶幡、捧香爐、托花盤的供養菩薩,彈奏各種樂器的伎樂菩薩和作護衛的天龍八部神、帝釋天、梵天、天女等,代表畫面如莫高窟第231、237窟等。
在佛教中文殊菩薩以「智慧」、「證驗」並稱;普賢菩薩以「理性」、「普行」著稱,常脅待於釋迦牟尼佛左右兩側。其中文殊騎青獅,普賢騎六牙白象,形成一佛二菩薩的格局,號稱華嚴三聖。在洞窟壁畫中文殊變與普賢變的畫面由簡到繁,早期初盛唐時多為文殊、坐騎、昆侖奴;普賢、坐騎、昆侖奴,而到了中唐、晚唐和五代時期,二者形成了多達十幾人的浩大場面,身前後有了眾眷屬、侍從、樂舞等,如莫高窟第100窟。
另一類較為常見的代表性造像即是維摩詰經變中的文殊菩薩,維摩詰經變講述的是大居士維摩詰,佛法無邊,佛理精深,為弘揚佛法,裝病在家,於毗耶離大城以身示疾說法,與前來探病的僧俗之人演說佛法,無人出其右,最後文殊師利菩薩前往與其辯法,經文講的即是二大士辯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神異現象。維摩詰經變在構圖上較為特殊,是分別以維摩詰和文殊為一方而作大致對稱佈局,在各自一方又分別是以維摩詰和文殊為中心而展開的,因此而大多位於洞窟門兩側,極為合理和適當。其中的文殊大士端坐於高座上,神態自然,表現出一副智者的特有氣質,身下繪有前來問疾聽法的中原帝王將相出行圖。此類造像最早見於隋代,唐代表現最為成熟,以莫高窟第220、103、335、332窟為代表。發展到晚唐五代宋歸義軍時期以大幅畫形式出現,代表窟有第98、100、61窟等。
「新樣文殊變」是敦煌五代宋時期出現的另一類獨特造像。以莫高窟第220窟甬道敦煌當地翟奉達於同光三年(925)重修甬道圖像為代表,從畫面內容與發願文中可知,該「新樣文殊」畫像的基本內容特徵是:文殊騎獅,身放千光,于闐國王馭獅,善財童子參拜。下側二供養小菩薩像不應作為「新樣文殊」畫面內容與特徵。其中的文殊與于闐國王均有題名,善財童子不具題名,但是身份確切無疑。相同的內容在藏經洞現藏於英、法、俄、北圖等地敦煌版畫中多有見到,畫面內容與第220窟新樣文殊基本完全相一致,只是由於版畫版面小而省去了文殊頂上之華蓋,不作為區別。版畫中的文殊菩薩像也是騎獅正面像,背光項光頭光,光芒四射,花冠,身著天衣,左手胸前,右手執如意,坐獅身上蓮花高座;獅子四蹄踩四蓮花,回道前行狀,流雲之上;于闐國王位於右側,雙手執韁,身著衫,頭戴風帽,高筒氈靴,站立流雲上;善財童子,垂髻,上身半裸,繞帶,下身著裙,有腰圍,屈身合十禮拜文殊,同樣站流雲上。畫面左側題:「大聖文殊師利菩薩」,右側題:「普勸志心供養受持」。另在榆林窟第32、19窟均有傳統文殊變與新樣文殊變結合的獨特造像,也就是說既有傳統文殊變造像的特徵,又具備新樣文殊變的要素。
新樣文殊變的出現是與五臺山文殊信仰密切關聯,莫高窟第61窟「文殊堂」即是曹元忠時代的敦煌地區五臺山,窟內中心佛壇上的造像即是繪塑結合的新樣文殊變。
除以上三類外,另有出現於法華經變中的騎獅文殊像,均為單尊造像,同樣與普賢像一同出現。屬密教系統的千手千缽文殊變是另一類文殊菩薩造像,在敦煌中唐、晚唐洞窟壁畫中多有表現。
作者簡介:沙武田,1973年生,甘肅會寧人。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,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副研究員。西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兼職副教授,《西域書畫研究》副主編。出版有《敦煌畫稿研究》、《敦煌石窟藝術概論》、《敦煌文明再現》、《藏經洞史話》專著4部,在10餘種刊物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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